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常州武进大地，武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40年间，武进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由1978年的241元提高到2017年的27566元，增长了113倍，年均增长12.9%，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87元提高到2017年的18940元，增长了100倍，年均增长12.5%。

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收入紧贴发展脉搏

40年居民收入

从图中可以看出，武进农民的收入增长轨迹呈现出一个波动的和阶段性的过程：

1.收入快速增长期（1978-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改善了农业生产关系，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直接体现在农民收入上，农民收入在1984年和1987年实现了两次翻番，到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03元，比1978年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18.1%，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温饱生活。

2.收入波动期（1990-1991年）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的缺失，经济发展出现波动，面临巨大通胀压力。加上自然灾害影响，武进农民收入连续两年出现下滑，1991年武进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449元，相比1989年，下降了3.6%。

3.收入高速上升期（1992-1996年）

三年治理整顿结束，小平南巡讲话后，国民经济随之进入高增长期，乡镇企业在振兴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大幅度提升，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矛盾缓解，农民收入进入高速上升期，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46元，比1991年增长2.5倍，年均增长28.3%，5年内实现了农民收入的两次翻番，比1978年翻了四番，武进农民进入了小康社会。

4.收入增速放缓期（1997-2000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中国经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低潮期，乡镇企业发展遭遇瓶颈期，外受经济与金融环境掣肘，内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磨合，同时农副产品收购价也连年下降，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千禧年武进农民人均纯收入5211元，与1996年相比仅增加166元，年均增幅不足1%。

5.收入稳步复苏期（2001-2003年）

2001年，中国从金融风暴的危机中复苏，同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加速助推中国经济，武进农民收入稳步复苏，3年间，年均增长6.5%，达到6301元。

6. 收入跨越式增长期（2004-2014年）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迎来跨越式发展良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至2008年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惠农政策方面，中共中央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2004-2014年间，农民收入年均递增10.8%，达到21777元，其中201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6373元，比1978年翻了六番，2013年超两万元，达到20565元。

7. 收入稳定增长期（2015-2017年）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呈现温和换档、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发展趋势，居民收入步入稳定增长期。3年间，年均增长8.2%，达到27566元。

二、致富渠道多元发展，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改革开放以前，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是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197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分收入占81.2％，收入结构极为单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武进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收入来源构成的多元化、非农化，形成了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经营性收入支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效补充的多元收入结构。

1.工资性收入比重稳步提高，成为农民收入的最大来源。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收入以工分及分配的实物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到20%，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高峰时超过了70%，随着城镇化水平、区域经济不断发展提高，为农民收入多元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工资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50%以上的比重，2017年，武进农民工资性收入14314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51.9%。

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而非农收入比重明显上升。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以第一产业收入为主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迅速增加，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1984年武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434元，占纯收入的比重达77%，其中第一产业收入389元，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高达89.6%。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民收入多元化趋势突显，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17年，武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为959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8%，比1984年下降了42.2个百分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的比重为48.2%，比1984年下降了41.4个百分点。

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稳步增加，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农民投资理财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农民家庭拥有的资产增多和政府在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把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农民，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显著增加。1978年武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总和不到10元，占收入比重不到3%， 2017年，武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达3662元，占收入比重13.3%，构成农民收入增加重要组成部分。

三、时代催生观念转变，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收入增加，带来农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40年间，武进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87元提高到2017年的18940元，增长逾百倍，年均增长12.5%。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消费能力大幅度升级，消费理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71.3%下降到2017年的30.9%，按照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对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武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在1978年至1980年还属于贫困阶段，1981年进入温饱阶段， 1984年步入小康阶段，至2002年已达相对富裕标准。

2.农民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随着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农村消费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消费结构逐步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由生存消费向享受和发展性消费发展。

——食品消费由吃饱向吃好转化。2017年，武进农民食品消费支出为5859元，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10.2%，消费需求也从图温饱向追求营养健康转变。粮食消费大幅度下降，2017年人均年消费粮食（原粮）157公斤，比1978年的396公斤下降了60.3%，2017年，肉禽类、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分别为33.8公斤、18.8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3.7倍和8.2倍，奶类消费从无到有达到12.1公斤，水果及果用瓜49.3公斤。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在外饮食支出不断增加，2017年农民人均在外饮食消费901元，占食品消费支出的15.4%。

——衣着追求时尚美观。2017年衣着类消费1049元，比1978年增长56.7倍，年均增长11%，占消费支出5.5%。消费形式也从裁衣纳鞋到发展到以购买成衣为主，从基本的保暖耐穿到追求舒适美观和彰显时尚个性。

——居住条件极大改善。武进农民居住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25元增长到2017年的4050元，增长了161倍，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了21.4%，比1978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8.6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的70.0平方米，增长了2.8倍。农村住房也从当初的茅草房土坯房转变成了现代化的多层、小高层的砖混、钢混结构住房，室内外配套设施与城市居民家庭相差无几。

——通讯出行更加便捷。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通讯类消费的快速增长，而随着家庭交通工具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和公共交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交通方面的消费支出也随之快速增长。武进农民交通通讯的消费从1986年的20.8元增长到2017年的2453元，增长了116.8倍，年均增幅为13%，占比从2.5%增长至13%，增速在所有消费项目中居前。

——精神追求显著提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武进农民在精神领域的消费需求也有显著提升。物质条件改善了，电视、电影、网络、旅游等娱乐方式的普及，使得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另一方面，农民也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和自身素质的提高。武进农民花在文化教育以及娱乐休闲方面的支出从1986年的33.5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2092.3元，增长了61.5倍，比重也从4.0%提升到11.0%。

——健康意识明显增强。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百姓对身体健康更加关注，愿意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健康花费更多。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从1986年的13元提高到了2017年的1701.9元，占比从1.5%提高到了9.0%。

3.家庭耐用品消费全面升级。从家庭耐用品的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看，武进农民在耐用品购置上呈现出品类巨变，消费升级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作为当时婚嫁知名的“三转一响”四大件，主要满足于生存需要，而随着时代进步，电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逐渐成为居民家庭必备的新四件。至90年代中后期，空调、抽油烟机、微波炉、吸尘器等新潮、先进家电的购置大大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迈入新世纪后，组合音响、影碟机、家用电脑等服务于娱乐、享受性的耐用消费品频频出现在居民家庭中，其中家用电脑的百户拥有量，从2000年的2台，增加至2017年的68台；交通出行方面，自行车在上世纪是居民出行的八九十年代绝对首选，在2000年后，百户拥有量逐年下降，让位于机动代步工具，家用汽车的百户拥有量从2001年的2辆增加至2017年的47辆；通讯方面，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电话已经成为居民不可或缺的必需品，2000年移动电话的百户拥有量仅为26部，至2017年已达250部。

注：本文中涉及的农民收入数据，1978-2012年为农村民居人均纯收入，2013-2017年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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